一、且向胡儿习汉文 一九七六年,我已有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的学位,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开始了东亚系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主修古代中国文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从学生的角度来观察美国高校中国文史研究界当时的一些状貌,虽然是近五十年前的旧事,但我认为依旧有现实的意义。 古今中外要到外国去学本国文史的,大概只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国各大学,只要有“东亚研究”系的,最近五六十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的摘译 “其余的世界都好像静止着的时候,中国和桌子们开始跳舞起来——想去鼓舞别人。”这是一段译文。它的突然舞动,是在一九二八年初。那年一月,郭沫若草成一篇“无产阶级文艺”论——《桌子的跳舞》。这新奇的题目,颇令人费解,乍看还真不知“典”出何处。 桌子跳舞,缘于“革命顿挫”。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翼背叛国共合作,“大革命”破裂。在南昌起义的败亡路上,郭沫若勉强得生,逃至上海,受到
建炎,宋高宗赵构所用的首个年号,历时约三年半。 如果说其皇兄、北宋末代皇帝赵恒命运凄惨,则赵构作为宋徽宗第九子,在汴京沦陷前受派往河北,不仅避免了被金兵押解北上,还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可谓邀天之幸。若论在位时光景,赵构不仅在建炎期间闻讯即逃,栖栖惶惶,改元绍兴的三十二年里亦常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是以刚到六十岁就急匆匆举行内禅,做他的太上皇去也。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春四库开馆,先自《永乐大
近代新式工商阶层以商会为平台集体发声发力,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对新式工商阶层崛起和商会的创办,唐文治堪称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传播和人才培养,交通大学(后来衍生出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居功甚伟,成为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正是从一九〇七年起连续掌校十四年的唐文治,奠定了交大的基础。近年传统文化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重新闪亮,从一九二〇年辞任“现代”的交大校长后立即应聘
一、密尔与女人:一个思想史事件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研究者总是饶有兴致地提起他与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爱情经历。这当然不是出自窥探哲人隐私的猎奇心理,而是因其对密尔的深远影响。包括《论自由》在内,多部署名密尔的作品都算得上是他们共同的手笔。他与哈丽雅特的相知相恋也让他对女人的天性、才能与困境有了经验上的深刻体认。密尔将他们的爱情视为
一 欧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重组。与历史上的情境相似,新一轮的重组,既有合,也有分。合表现在,人们心照不宣地唤醒“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思维,不断刺激群体意识,试图实现某种整合;分表现在,重组是在一种高度分裂、撕扯乃至濒临瓦解的状态中展开的。如此悖反的场景,不免让人疑惑:这到底是意味着“西方”的重建,还是意味着西方的“终结”?其中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二〇二五年西方情人节这一
有一些语词被反复地说,就说成了套话。比如:现实。这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好像谁都懂。但是深究起来,却又有点不确定。 “现实”其实是个语焉不详的概念。表面上看,它通常指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往往觉得,只要关心天下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脱离现实”。不过有一点容易被人忽略:现实不是个物件。当一件事情基本定型之后,与它相关又与它不同的另一件事情立刻开始;而后一件事未必是前一件事的直接
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的一日,利玛窦(Matteo Ricci)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由南昌至南京。王氏出示一幅新近所获拓片,言其同僚相赠,以示大明亦有精良世界图。利玛窦只一眼便认出,这是他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在肇庆所印制的《大瀛全图》。然而眼前这幅图已更名为《山海舆地图》,且并未标注作者,却另附一篇《山海舆地图说》,署名“赵可怀”,而利玛窦并不认识此人。 由此生出一桩公案:同一幅世界图,何
《读书》二〇二四年第九期刊载了张轲风先生的《风起几层涟漪:刘文典被解聘风波》一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刘文典先生被西南联大解聘的情况。但是,刘文典何以被解聘?个中真实缘由究竟为何,仍值得再仔细探究。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文典给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一封言辞凝重的信。信首说:“月涵先生校长道鉴: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
一 婺源晓起村青石巷深,转角处曾有一间书斋,名曰“静寄轩”。其名取自陶渊明“静寄东轩,春醪独抚”之句,恰是主人半生行旅、倦而知返的内心写照。 静寄轩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扇扇雕花木窗。榻门之上,刀工精绝:蝙蝠花纹盘旋入画,寓意“福运临门”;喜鹊蹦踮于梅枝,暗喻“喜上眉梢”;更有新安山水缩影于方寸之间,将徽州烟雨尽数镂入木理。这些花窗,自成一方光影秘境——晨曦初透时,暝影如卷,在地面渐次铺展;暮色
一七五一年,为了纪念皇帝南巡的威仪,宫廷画师徐扬绘制了《乾隆南巡图》。二十一世纪,画家陈丹青将这幅长卷置于电脑中切割成切片:街巷密布,百业兴隆,阡陌纵横,晓雾初散,庶民百姓的安居乐业,有开店的、运货的、唱戏的、杂耍的、逛街的、砍柴回来的、出门下田的,这幅超级长卷极尽铺张,如瓦格纳和马勒的交响乐,密布着繁复的乐器和错综的复调(陈丹青:《陌生的经验》,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214页)。一七六八年
《你好,陌生人》(下引该书只标页码)收录了项飙与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六场对话。项飙指出,“你好,陌生人”这个主题,是前几年提出的“附近的消失”议题的延续。“发现附近”“重新看见附近”,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生活如何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构造出来,又怎样以一个具体的面目呈现。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减少一些焦虑,给自己的生活增加可控感。而“你好,陌生人”这个主题,则提供了一个与周边、附近发生关系的具体操作方法
把日本著名美术史家金原省吾(一八八八至一九五八)和昭和日本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现代的超克”论放在一起来谈,对于中国美术史学界而言,是一个陌生且会引起不适的话题。毕竟,金原省吾因指导过留日画家傅抱石而备受中国学界熟知与推崇,迄今还没有出现过对他的非议之辞。可当我们面对撰写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东洋美术论》一书时则会发现,漠视二者的关系,基本无从正确评价作者已然发生变化的身份底色和重
当前,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与外太空等新兴技术领域迅猛发展,人类似乎已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回望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几乎都推动了技术、产业与资本的跨境流动,全球化正是在这种以技术进步为轴的分工体系上生长起来的。然而,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回潮,新兴技术被持续工具化、武器化,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与国际秩序碎片化的关键一环。那么,新兴技术何以重塑当下的地缘政治,当前的技术变革与国家权力正以何种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深远而全面,既有风险与挑战,也蕴藏着巨大能量:穿戴式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听障、残障人群有尊严地生活;智能驾驶可以降低各种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的发生概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AI对一些处理机械文字的行业产生了技术替代;在人形机器人方面,产品功能也在迅速进化。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其用途如何,这就引出了一个恒久的理论命题: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清晰地感觉到时间的飞逝。当拿到刚刚出版的德文版《中国在梁庄》时,我意识到,距离《中国在梁庄》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已经十五年了,那是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年过去,我从青年的梁鸿,变为中年的梁鸿。我和梁庄一样,随着时间,慢慢往前走。 在写《中国在梁庄》之前,我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响。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一年中国各大报纸、媒体都有采访和报道,也因此引起关于“乡村该何处去”
对一个无论仕宦抑或营生在外而远离故土家园的人来说,大概只有到了齿摇发脱的时候,才能真正意识并认识到故乡于己的意义和重要。由始而终的人生旅途,故乡即便不是最后的归宿,也必是精神最安妥的记挂和托付。从这个意义上考量,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书写故乡的无数篇章,大多数其实是有待就检的文字实验:无论是一笔一画地描摹乡村,还是急就章绘成的城镇世相,无不带有一种临时性的驱迫意味。 端赖于亘古如斯的乡土中国的基本国
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向来是走出“内卷”的多,依赖“内卷”的少。就此而言,法国当代作家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成名作《微渺人生》(Vies minuscules)大概创造了少数中的少数,其主人公过着一种人生,却“卷”出了多重面相。 一、不得意的写作者 “那趟火车之旅很吓人;我应该把它写下来,但我办不到,我把自己逼到墙脚下,却不够格做泥瓦匠。在穆里乌,我的地狱变了;而我从此要忍受
生活中充斥着偏见,只要人还有选择,就一定会对选项有所偏好。现代生活中手机、电脑背后的算法也在无形中强化着我们的偏好,甚至把我们塑造成了它们掌控的对象。我们是否有可能摆脱这种控制,重新找回自我,获得生活的主动权?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y)在其《偏见——一项哲学研究》(Bias: A Philosophical Study, Oxford 2022, 下称《偏见
辽阔无尽的大洋里,来自不同方向的寒流与暖流交汇之处,海水剧烈地搅动,把营养物质带到海面,引来鱼群形成产量巨大的渔场。北海道渔场、纽芬兰渔场等世界著名的渔场,都是一对寒流与暖流交汇的结果。在人类文化的大洋里,相距遥远的文化像两股洋流一样汇集,往往也会形成“渔场”。叔本华之于佛教、黑塞之于道家、德彪西之于爪哇音乐、梵高之于浮世绘,东方的文化洋流对于他们创造出独特的思想与艺术,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怀念远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布罗夫尼克,不仅因为它的壮美,还因为它的历史。我回想起那座在喧嚣的海浪中用坚硬的巨石建立起来的城堡,脑海中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杜布罗夫尼克城邦为何能在动荡的巴尔干生存数百年? 一九八一年,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第一次走进杜布罗夫尼克。正值盛夏的戏剧节,这座城披着金色的光芒,城堡石阶上演着《哈姆雷特》等戏剧。我独自静静地坐在古城剧场的一隅。我为它的美丽、庄严和肃穆而陶醉,但那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四幕第三场,安东尼和屋大维决战的前夜,安东尼营中巡逻的士兵们听到了神秘的音乐声,一名士兵问:“这是好兆,是不是?”另一名回答说:“不,这是安东尼所崇拜的赫拉克勒斯,现在离开他了。”第二天的决战中,安东尼战败。这决战前夜的神秘音乐与《霸王别姬》中的“四面楚歌”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处。“楚汉争霸”的故事源于《史记·项羽本纪》的历史记载;而莎翁的历史剧也有史料来源,
吴真在《郑振铎与徐微的战时情缘》引用过陈梦熊《郑振铎持赠徐微的〈李长吉文集〉题跋》,作为证明徐微对此旧事比较淡漠的一个例证。此文不长,读完之后,觉得吴真的解读也许还有未尽之处: 正因为如此,见面后的叙谈,不免涉及郑公。当我问及手头还有郑公的遗物和墨迹否,她不假思索地说,历经沧桑,早已散失,似还留有一方砚台和一本古籍:却不知搁在哪里了。但她的话音未落,女儿徐鸣却从隔壁房内拿着一本古书,兴致勃勃地送
学会深度思考,免遭降维打击。
柴尔德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写过一本书,以“人类创造自身”为名。这本书曾鼓舞过“二战”前后的一代青年,非常畅销。书名有双重含义:第一,否定上帝创造人;第二,相信人类历史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题目借自马克思。 他是史前学家,关心的却是当下。他说,他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跟马克思殊途同归,同样关心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个“天问”级的问题。 他说过两句话,发人深省。